从后视镜里看投资

 恒达娱乐注册     |      2019-03-06

  对他们各自理论的评判在我们的能力圈之外,但试着将他们的观点结合起来或许对我们理解历史有帮助:即以环境变迁和长期视角来看,历史更多由随机性主导,如果两亿年前的某只食肉性恐龙没有放过树上的一只松鼠或者6500万年前没有小行星撞击地球,哺乳动物的历史将大不同,人类能否出现也是未知;但在一段环境稳定时期内,进化却是有着清晰脉络的,在生存竞争的压力下,食草性动物将越跑越快,食肉性动物将长出锋利的牙齿。

  (作者系中泰证券资管基金业务部总经理)

  家人在商场看中了一家公司的产品,就意味着这家公司有投资前景?是否存在减仓和补仓的最佳时机?是否存在一个可以对股票进行准确估值的模型以及存在企业好坏的一致评价标准?轻资产一定比重资产好?勤奋的工作和严谨的方法可以保证你成为一个优秀的投资人?……类似的问题不胜枚举。

  姜诚

  对投资而言,正确的历史观教给我们的是:怀疑应该怀疑的,然后相信应该相信的!

  投资也是如此,特定的环境通常可以造就一段明确的基本面趋势,比如在消费者对低价位SUV需求爆发的背景下,拥有具有竞争力车型以及先发优势的企业将在一段时期内极大受益;随着环境的变化,需求的减速叠加供给的增加,利润的下降也就不意外了,但发生的时间仍是不确定的。短期投资者致力于对景气趋势进行确认,长期投资者则提防于供需关系的逆转。5年前对长城汽车(601633,股吧)的阶段性增长高度自信的投资者和对其长期盈利能力表示担忧的投资者都是明智的,但彼时就将其视为“中国的现代汽车”的投资者则是有欠审慎的,并不在于这一结论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对证据的考察是不够充分的。

  以史为鉴,展望未来!关于如何成功投资的书籍汗牛充栋,在京东上搜索关键词“成功投资”,结果有481页,其中最多的是关于彼得·林奇、约翰·聂夫、欧奈尔、索罗斯和巴菲特等大家的著作。若以“失败投资”为关键词,则搜索结果只有可怜的13页,并且其中90%展示的是同一本书,名字叫做《基于运营失败视角的股市投资风险预警——来自沪深A股的证据》,这本明显带有学术论文特色的著作没有任何一条用户评论,而《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则收获了3万多条评论。可见,人们对成功的渴望远胜对失败的恐惧。但问题并不在于人们对成功的关注本身,而在于对成功进行归因的过程过于简单粗糙。

  比如,我们通过后视镜看历史,会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必然发生,因为军国主义、利益争端必然导致这次战争,那么反过来说,战争是否一定由军国主义和利益争端引发呢?尼尔·弗格森在《战争的悲悯》中,用详实的史料,从多角度对一战的成因进行了解析:1914年的欧洲遍布反对军国主义的声音;商人们对战争也避之唯恐不及;德国发动战争目标不是称霸,而是出于对自身弱势地位的担忧;英国的参战决定并非深思熟虑,而是基于一些草率的决定……总而言之,在弗格森眼中,即便一战的爆发不能完全称之为偶然,其中的因果关系跟大众的理解也是大相径庭的。

  关于幸存者偏差,与另外一个概念相关,即“或然的历史”:那些本可能发生却未曾发生历史事件。这些事件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已经发生的历史很可能也是“或然”的。拿基金经理来说,一年的好业绩基本靠运气,三年业绩好大半靠运气,五年排名领先或许有点水平,十年以上好的绝对收益 相对收益才应使我们更倾向于将业绩归因于能力。

  投资是依赖预测的行当,却充斥着后视镜里看历史的行为。你熟知的故事是,彼得·林奇通过女儿的喜好投资Body Shop;你不知道的背景却是,彼得·林奇每年读700份年报并接触200家上市公司。

  对林奇、聂夫、巴菲特、索罗斯等大师,我们没有丝毫的不敬,虽然成功的原因很复杂,但从概率上讲,他们的成功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必然的。问题在于他们自己或者替他们著书立说的人所能讲出的只是他们之所以成功的一部分原因,而读者和听众又过于痴迷于简单的以偏概全。爱因斯坦曾说:一切要尽可能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相比于物理学,投资在某些方面要复杂得多,而人们追求的方法显然过于简单。

  对成功的渴望是正常的,但对成功结果的归因却不能太草率。特别是通过后视镜看历史,一切似都必然。

  生物学界有一对巨匠,分别是道金斯和古尔德,他们都是达尔文的忠实信徒,也是一生之敌,以至于在古尔德去世10年之后,道金斯在自传中还对其极尽嘲讽之能事。二者的分歧点之一在于道金斯认为进化是渐进的、持续进步的,古尔德认为进化是跳跃与停滞交替的,并且自然选择是随机盲目没有目的性的。

  对“成功”进行归因的过程很难克服两个弊端:一是原因的复杂性,二是幸存者偏差。